如果給馬克西姆和郎朗兩位鋼琴家拍一部少年經歷的電影的話，馬克西姆應該是那部《海上鋼琴師》，充滿憂愁和陰郁，而郎朗則屬于《想飛的鋼琴少年》，長輩給了他飛翔的翅膀。

　　近日，本刊記者相繼在濟南專訪了馬克西姆和郎朗父親郎國任，試圖分別透視兩位鋼琴大師的少年生活，來展現他們生為少年時的困惑、選擇與信念。

　　馬克西姆：

　　戰火下成長的鋼琴少年

　　12月12日晚，在濟南皇亭體育館的馬克西姆音樂會現場，《克羅地亞狂想曲》的旋律首先響起，鋼琴的前面是馬克西姆雕塑般冷峻的面孔。

　　隨著明快而又激昂的旋律，人們仿佛看到了飽受戰爭創傷的克羅地亞在灰燼中的殘垣斷壁，夕陽倒映在血淚和塵埃之中。許多人都是因為這首音樂開始喜歡上了馬克西姆，甚至因此而了解了克羅地亞。

　　一個在和平世界生活的人是永遠無法真正體會到戰火紛飛歲月的凄慘的，但一個引領時尚風潮的偉大的鋼琴手便在這樣槍林彈雨的日子中完成了他的艱辛音樂路。

　　2001年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無主之地》講述了克羅地亞和塞爾維亞士兵的尷尬而悲慘的遭遇，在畫面跳躍著的幽默背后是深深的悲涼感，戰爭殺死了三個士兵，將家園變成了廢墟……但就在那些廢墟的后面，曾經站立著少年馬克西姆。

　　1990年，塞爾維亞人與克羅地亞人在獨立的名義下展開對土地的爭奪。馬克西姆的家鄉、克羅地亞東部最古老的小鎮希貝尼克很快被塞爾維亞占領，我們當時是名副其實的難民，常常要從鎮上逃難到鄰近的小島上。沒有人敢出門，因為隨時可能會被炸死。

　　他所居住的小鎮上戰火紛飛，音樂學校也停止了授課。馬克西姆依舊堅持在音樂學院的地下室里練琴，在他動蕩的少年歲月里，鋼琴成為他唯一的精神依靠。

　　對克羅地亞政府來說，這意味著又一場火力比拼，而對馬克西姆來說，卻直接意味著不能再去音樂學校上課。我不能5天都不彈鋼琴。不能因為戰爭，一切都停步不前。深夜，他獨自離開小島上的防空洞，默默地穿過鐵絲網，小心翼翼地避開地雷，回到希貝尼克鎮上的家里，把鋼琴搬進了地窖，我必須得回鎮上去，回我的家，回去彈鋼琴。

　　鋼琴給我求生的意念。音樂，讓我忘記戰爭。在那場戰爭接近尾聲時，依傍著琴聲存活下來的馬克西姆，動身前往首都札格拉布參加比賽。18歲那年，他固執的信念回贈給他的成人禮，是一條命和一個札格拉布鋼琴大獎賽的冠軍獎杯，這是我整個事業中最大、最難忘的勝利。

　　如今戰爭早已結束，戰爭最后的贏家應該是幸存者，無論他們最終以何種姿態出現，其中之一的馬克西姆都是一位備受世界矚目的鋼琴圣手。沒有人再阻止他回家彈鋼琴，他可以自由穿梭于歐盟各國甚至全世界，他的身后跟著一個主創團、兩個專業造型組和180多人的交響樂團。

　　如果有一天不能再彈鋼琴，你會做什么?馬克西姆深深地呼出一口氣：我想不會有那么一天。沒有什么能夠阻止他彈鋼琴，戰爭不行，窮困不行，瞬息萬變的娛樂圈也一樣沒轍。有時候事情就是沒有那么奇怪，當一個人頑固到極致，就會擁有支配身邊一切來完成夢想的力量。馬克西姆的堅持和固執很難更改，即使他在干冰、性感舞女、炫麗光影的重重圍繞下激情四射地跟電吉他合奏，他也都會在每次訪談中認真地重申：我認為，我是一個古典鋼琴家。

　　12月11日晚，在山東藝術學院的音樂廳內，等待登場交流的馬克西姆靜靜地坐在后臺一張普通的塑料座椅上，他頎長的雙腿甚至有些伸展不開，但仍然很認真的傾聽本刊記者的提問，并在嘈雜的環境下耐心解答。

　　《齊魯周刊》：談一談音樂對你的職業和人生的影響。

　　馬克西姆：我很高興在自己的生命中能夠演奏最美的樂器——鋼琴，能夠彈奏這么多美麗的樂曲，結識許多音樂家，這是讓我感到最高興的。

　　《齊魯周刊》：那場戰爭對你有多大的改變?

　　馬克西姆：戰爭使我變得更加堅強，也更加珍惜生命。

　　《齊魯周刊》：當時的情形是怎樣的，你還在堅持練鋼琴?

　　馬克西姆：每個人都很害怕，我的父母更加害怕，因為他們年紀要大些，要擔心孩子們的安危，作為孩子的我很害怕，但是人類就是可以適應各種環境，所以就算你知道你隨時可能喪命，但你還是得活下去，我就選擇了彈鋼琴，我和我的老師曾在被迫關閉的音樂學校的地下室，為了比賽練習，每次去學校的路上都擔心隨時會被炸彈擊中。我的母親每次都說，求你，別去了，但我就是情不自禁要去，那就是我想做的事。

　　《齊魯周刊》：達沃蘇克們在1998年世界杯上通過足球向全世界推出了一個全新的團結的克羅地亞，那么你想通過你的音樂傳遞出一個怎樣的克羅地亞?

　　馬克西姆：我很喜歡達沃蘇克和那一批球員，他們讓克羅地亞這個剛獨立不久的國家在世界上有了屬于自己的位置，從此人們知道那里不僅有戰爭，還有漂亮的足球。而我希望通過我的鋼琴成為克羅地亞的和平和文化大使。

　　兩代人推出一個郎朗

　　最近，郎朗父親郎國任出版了一本新書《我和郎朗30年》，引發社會各界的高度關注。郎國任說，《我和郎朗30年》是送給兒子三十而立的禮物。而郎朗的成功，幾乎是由這位一根筋的父親一手造就的。

　　郎國任是一個典型的中國父親。他當過工人，當過警察，當過文工團員，當得時間最長的是這位巨星的父親。為了兒子郎朗，他放棄了特警工作，開始把父親當作事業經營。我在我事業最輝煌的時候，放棄了待遇很好的工作，咬牙帶郎朗進京求學。

　　1995年，13歲的郎朗獲得柴科夫斯基鋼琴比賽第一名后，他的好日子就已經開始了。郎朗和辭去公職的父親郎國任租住在北京白紙坊一座條件簡陋的二層筒子樓里，廚房、廁所都是公用的。父子倆擠在一居室里，除了一套好一點兒的音響和一臺必備的星海牌鋼琴之外，連電視機也沒有。這是父子倆刻意營造出的緊張、充實的奮斗環境。

　　郎朗每天過著學校和家兩點一線的學生生活。上午到校學習文化課，下午在教師趙屏國的指導下練琴。上完一天的課，郎朗和所有雙職工家庭的孩子一樣，背著書包，揣著公共汽車月票往家趕。到家后，郎朗要在那臺星海牌鋼琴上繼續練琴。父親要是回來晚了，郎朗就會一個人到小鋪里花幾塊錢買碗粥、一屜小籠包，填飽肚子。

　　到北京第一天被鄰居罵，第二天警察上門查戶口，第三天居委會說你別彈琴了，你的琴聲吵死人了，第四天樓下小孩說就因為你我的功課從100分降到70分了，再彈一個星期我就不及格了，壞消息一個個接踵而來，在學校也被同學取笑，嘲笑你的口音是東北農民……在影片《郎朗的歌中》郎朗回憶了心酸的求學之路。

　　《齊魯周刊》：管與放對于孩子的教育來說是一個微妙的平衡，只有找到那個最契合的點才可以達到成效，在這方面你是怎樣對待郎朗的?

　　郎國任：我不是很同意放任自流的觀點，該管還得管，從小就建立事業心，做一件事情的時候腦子里不讓他想別的，玩和學習都要講效率，讓郎朗全情投入進去。

　　大連的一位家長曾跟我講要讓孩子自由發展，我覺得他說這話時不負責任是為自己工作沒時間培養孩子找借口。總體的一個原則是要讓小孩忙一點。

　　《齊魯周刊》：你對郎朗一直很嚴格嗎?

　　郎國任：我對郎朗比較嚴格，但輕易不會動手。培養他也分階段和情況，在訓練基本功，我讓他要有部隊的作風，一對一的單兵訓練，使他忘記勞累，這樣提高的也快，這和我當過文藝兵的經歷有關。到后期的時候，我就摒棄了部隊作風，甚至抄起二胡和他合作了。業余時間還會帶他踢踢球，打乒乓球，但用手的項目像籃球很少。

　　《齊魯周刊》：在最艱難的時刻，有沒有想過放棄?

　　郎國任：從來沒想過放棄。其實我覺得我和郎朗一直配合的很默契，感覺就像一個人。他需要我給他挑毛病，當陪練兼教練，到后來我們的關系是朋友、父子，現在快成哥們兒了。前幾天郎朗還說我挺年輕，不像那么大年紀的人。

　　有句話說革命的人永遠年輕，因為我有事業，有音樂，不停的工作，還經常運動，打乒乓球的時候可以雙腿懸起來去找刁鉆的角度。這些理念都是我一直貫穿給郎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