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近年來經濟的不斷發展，中國人對精神文化的需求越來越強烈，鋼琴文化也從小眾逐漸走入大眾。近日中國音樂家協會鋼琴學會在湖北宜昌成立，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首個全國范圍的鋼琴演奏與教學行業組織，標志著鋼琴藝術的推廣和發展將走入一個新階段，我國著名的鋼琴演奏家、音樂教育家周廣仁成為這個協會的名譽會長。鋼琴文化在中國已近百年，它經歷了怎樣的發展？發展中存在哪些問題？年輕人對藝術理想的追求應抱何種態度？本報記者日前在宜昌就此專訪了85歲高齡的周廣仁先生。
百年鋼琴文化的歷程充滿艱辛
問：周先生，您出生于1928年，可以說您是當今中國鋼琴界能夠見證鋼琴傳入中國不到百年歷史的為數不多的老藝術家，您能否就自己的親身經歷，談談百年來中國鋼琴界發展歷程？
答：中國真正學習鋼琴的歷史是很短的，鋼琴在歐洲有三四百年的歷史，我們還不到一百年。我們國家的第一所音樂學院上海國立音樂學院是1927年創辦的，也只是我出生的前一年(1929年7月，學校更名為國立音樂專科學校，簡稱為上海音專，編者按)，這也才僅僅80多年的時間。我國第一代的鋼琴家，就是在這里培養出來的。我的老師是丁善德，就是1928年考入上海音專的，他既是鋼琴家，也是作曲家，他們這一代對鋼琴的學習是在戰爭年代：抗日戰爭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所以他們當年學習的條件非常艱苦。
那時候中國人中還沒有鋼琴老師，能夠教鋼琴的都是外國老師。當年我的老師的老師，就是一位非常著名的俄國鋼琴家。那時候國外很多出色的鋼琴家來中國，有的就是來演出的，當年的音樂學校缺少鋼琴老師，就花了很大的力氣挽留了他們。丁先生開始學習鋼琴的時候已經十六七歲了，一個十六七歲的人才開始學鋼琴，我們的鋼琴歷史就是這樣開始的。
后來，上海音專為避難，搬到了重慶。丁先生畢業后，沒有去重慶，他留在了上海跟自己的幾位同學合辦了一所私立的鋼琴學校，我就是這個私立鋼琴學校的第一批學生。所以我說我是第二代中國鋼琴家。等我畢業的時候，抗日戰爭已經結束了，上海音專的老師們也陸續地回到上海。我開始演出時，新中國已經成立了。新中國成立后，國家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非常重視音樂教育，陸續成立了9所音樂學院，經過院校合并，成立了中央音樂學院，我后來就到了這里工作。
我們在中央音樂學院的時候，教學的條件和現在是沒法比的。我最開始學鋼琴的時候是租了一臺鋼琴。新中國成立前，我們國家還不能夠自己獨立制造鋼琴，都是把國外的鋼琴零件拿過來，由修理鋼琴的師傅組裝，那時的鋼琴都是組裝的。大概到了1950年以后，我們國家才有了第一家鋼琴廠。
中央音樂學院創立以后，沒有三角琴，我們的基礎太差了，國家為此專門請來一批蘇聯專家在中央音樂學院教課。從全國各地精選青年演奏家來這里聽課，像劉詩昆他們那時候都還是中學生，就是為了跟專家學習，國家才給我們買了三臺德國的博蘭斯戴(Bluthner)鋼琴，我們才第一次擁有了三角鋼琴。直到1956年，我去參加德國舒曼杯國際鋼琴大賽，舒曼比賽是國際上非常重要的比賽，那時候我都還是沒有三角琴可彈的，全部都是立式琴，所以我說，我們都是在立式琴上長大的。
今天，在中央音樂學院處處都能看到斯坦威(Steinway)這樣國際一流的鋼琴，甚至我們好多家庭都有自己的三角琴，時代真的是不一樣了！回想我自己在大學教書的時候才20幾歲，我就想，我自己還沒學夠呢，怎么就去教學了？但是沒有辦法，那時候中國缺少自己的鋼琴老師，我們的外國老師有俄國人，更多的是猶太人。因為二戰的時候，猶太人逃難逃到了中國，世界上很多國家是不接受猶太人的，中國接受他們，所以猶太人對中國人非常有感情。直到現在，我國外的一些猶太朋友都是去過上海的，在到了別的國家以后，他們還是懷念中國，他們說，中國太好了！給了我們一個避難所！我自己就跟好幾位猶太音樂家上過鋼琴課。
后來，這些鋼琴家大部分都走了，但也有很多留在了中國，我的一位德國音樂老師就一輩子都在中國工作。他原來是柏林音樂學院非常有名的鋼琴家，到了中國后，我跟著他學習了一段時間，他那時候來我家里給我上課。有一天他沒有來，從上海虹口區來了一位黃包車師傅到我們家，虹口區那時是猶太人的聚集地，黃包車師傅告訴我，老先生去世了！那么著名的鋼琴家，孤苦伶仃的一個人，是在去世了很多天才被別人才發現的！所以，就是這樣一批非常好的國外音樂家，在當年的中國，對中國人的西方音樂教育的啟蒙起了很大作用。
新中國成立后，我就到上海音樂學院工作，賀綠汀先生是上海音樂學院的院長，我去找他，我說：我想到法國去留學！他說：你別走了，你留在這兒吧！我們這兒沒有老師。我說：我自己都還沒有學夠，我出去兩年，一定會回來的！他說：不行！我們現在就需要你，將來國家會培養你！于是，我留了下來，這一留，就一直到現在，再也沒有出去過。像我這一代鋼琴老師，自己還很年輕就開始工作了，那么怎么辦？基本靠自學，靠我們國家在越來越富強的過程中，常常邀請外國專家來講課時學習。有一年巴黎鋼琴比賽，我們要派學生出去參賽，文化部專門請了法國鋼琴家來上課，我就利用那個機會，足足聽了一個月的課。我想，當年我去法國留學沒有去成，現在人家的教授來我們這兒了，還不好好學習？我的學習過程基本上是通過這種途徑實現的。
上世紀80年代以后，我有機會去參加國際比賽當評委，當過30多個國際比賽的評委，我從來都覺得我去當這個國際比賽的評委是很可笑的，雖然人家覺得我是專家，但是我總是覺得我的水平不夠啊。我們自己的基礎沒有那么雄厚，在國際比賽的時候，我聽到很多鋼琴曲，同樣的鋼琴曲很多人演奏得都是不一樣的，他們各有各的長處，聽到國外那么多優秀的鋼琴家的彈奏，我就常常想，我們能培養出這樣的學生嗎？所以，我學習的第二個途徑就是在比賽中學習、研究。我只要出國，就一定會買書，鋼琴、鋼琴教育，所以我們第二代鋼琴家，基本上是靠工作，通過自學，來提升自己的。
第三代，是我的學生的時代。他們趕上了好時候，特別是改革開放以后，大部分都能夠出去留學，去歐洲、去美國，這一代現在回國了，就在這前后十年的時間里，他們學到了很多，我很高興看到他們知識面比我們寬，見識比我們多，而且演奏水平都比較好，這是比較理想的，表演專業光靠嘴來教學，還是困難的。
到了第四代，他們現在在一些大的國際比賽中已經開始嶄露頭角了，但還沒有獲重要獎項。倒是少年組有很多好苗子，我覺得我們國家從這一代開始，鋼琴才是真正得到了全面發展。
我們要珍惜良好的時代環境
問：您是我國第一位在國際上獲得鋼琴獎項的藝術家，能否談談這第一個獎？
答：1951年時，有一個世界青年與學生和平友誼聯歡節，這是世界大戰以后，每兩年在東邊社會主義陣營舉辦的聯歡節，聯歡的藝術門類非常豐富，中國派了一個一百五六十人的團去參加這個聯歡節。當時中國派去了民族音樂、民族舞蹈、京劇、雜技，還有歌劇《白毛女》、舞劇等等，豐富多彩。我們在東歐整整轉了一年零一個月，演出了100多場，這是新中國剛剛成立送出國的一個大團。那時候國外還不了解中國，所以影響非常大。那次聯歡節上也有鋼琴比賽，團長對我說，你也去參加一下吧！就這樣，我沒什么準備就去比賽了。年輕的時候膽子大，什么也不想，結果還真的得了一個獎。那次在比賽中我碰到一個蘇聯的評委，他就是非常著名的鋼琴大師拉扎爾·貝爾曼(LazarBerman)，他看到我對我說：你也去參加那個鋼琴比賽啦？我也去了！他得了第一名，我得了第三名。我一直覺得，這個獎是不算數的。我自己認可的第一個獎是1956年參加德國舒曼杯國際鋼琴大賽，但那時候的比賽也不像現在規模這樣大，是在東德舉辦的社會主義陣營范圍的比賽。
問：您那一代人學習鋼琴的條件那樣艱苦，但是您這一代的鋼琴前輩都獲得了像舒曼比賽這樣非常重要的國際獎項，您覺得這其中有著怎樣的原因？
答：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我們是通過蘇聯專家教學，大家都有很大的收獲。那時候國際比賽的水平和現在不一樣，像劉詩昆、殷承宗在老柴比賽(柴可夫斯基國際鋼琴比賽，編者按)中分獲第一名和第二名，老柴比賽是國際比賽中非常重要的比賽，那是很不容易的。比賽之前，國家專門派遣他們去蘇聯學習了一年，花了很大力氣培養。
上世紀90年代，郎朗、李云迪也獲獎了，我還是他們參賽的評委。郎朗的獲獎是在小柴比賽中，郎朗沒有在成人比賽中獲過獎，因為他的老師不同意他參加比賽，認為應以學習為主，厚積薄發。
比賽獲獎有時候不能完全說明問題，其中不乏運氣的因素。郎朗當時是頂替一位鋼琴家去參賽的，他有了這個機會。國外也是這樣，王羽佳也是頂替郭阿格里希去參賽的，所以一個人出名，靠本事，也有運氣。第一名，不一定就是最了不起的。
這兩代鋼琴家也不能簡單地放到一起來比較。但要看到，一個藝術家的藝術生命到底有多長！國外有些老音樂家到了七八十歲還在彈琴、灌唱片，這是真正的了不起！一個人可以通過一場音樂會突然出名了，但是過了一段時間，又消沉了。像霍洛維茲這么大名鼎鼎的鋼琴家，他出名后，轟動了多少年啊！但是中間一隔就是20年的空白，晚年他又起來了。所以，從事藝術道路是很艱難的，不下功夫，立刻就會走下坡路。鋼琴演奏是很艱苦的職業，有的人天分比較好，有的人天分普通一點，練琴的路子也不一樣。時代不同了，從歷史的角度來看，趕上動蕩的時代，藝術人才很難發揮；時代好，環境安定，機會也就多。今天，我們是趕上了安定的時代，我認為追求藝術之夢的人一定要懂得好好珍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