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波蘭鋼琴大師克里斯蒂安·齊默爾曼第一次上海,上海交響樂團音樂廳作為接待方,早早便緊張起來。12月27日,齊默爾曼將帶著他鉆研逾20年的勃拉姆斯《第一鋼琴協奏曲》亮相上交音樂廳,與上海交響樂團預熱新年。音樂會門票早已售罄。這也是這位傳奇鋼琴家的首次中國內地之行。
據說,齊默爾曼之所以遲遲未踏足中國內地,一部分原因便出于對音樂會現場亂拍照的擔憂和考慮。2013年6月發生于德國的音樂會被“偷拍”經歷,讓他“戰戰兢兢”。因而與上交音樂廳簽訂演出合同時,齊默爾曼反復強調“不希望有人在未經許可的情況下,擅自攝影及錄音錄像”。上交音樂廳因此定制了1200余個手機袋,引導觀眾寄存手機,提倡文明觀演。
如果你是這場音樂會的觀眾,你會自愿寄存手機嗎?
一場“偷拍”引發的熱議
近乎決絕地強調維護自身權益,齊默爾曼此番并非“耍大牌”,而實屬無奈之舉。
2013年6月3日,齊默爾曼在德國的音樂會行進到一半,突然憤而離場。重新回舞臺時,齊默爾曼對在場觀眾說,他丟了好些唱片合同,唱片公司對他解釋說,“抱歉,那些錄像已經在YouTube上了。”
齊默爾曼當時正在德國埃森市參加魯爾鋼琴節。當晚,他演奏了德彪西、勃拉姆斯以及波蘭作曲家卡羅爾·希曼諾夫斯基的曲目,行進至希曼諾夫斯基《b小調波蘭主題變奏曲》時,齊默爾曼發現一位坐于包廂的觀眾正在拍他,他即時中斷音樂會要求觀眾停止。
齊默爾曼沒有繼續音樂會,轉身下了臺。幾分鐘后重返臺上,齊默爾曼說,因為音樂會視頻被傳到網上,唱片公司向他提出了解約。沮喪、憤怒、失望,齊默爾曼當場發表了這番言辭:“Youtube的出現對音樂是種巨大的毀滅。”短暫中斷后,齊默爾曼完成了剩下的演奏。演出結束后,盡管觀眾對他報以熱烈響應,齊默爾曼還是拒絕做例行的安可表演,亦取消了音樂會后的招待會。
魯爾鋼琴節發言人安科·德米瑟事后坦言,要在現場指認與此事相關的觀眾幾乎不可能,“我想他用的是iPhone手機,坐在觀眾席中間,演出途中要把他請出去并不可行。演出前在觀眾身上搜查攝錄設備也不可能,我們畢竟不是飛機場。這種搜查方式也并不友好。”德米瑟說,“很顯然,有些觀眾認為自己買了票,便連帶有了攝影的權利。”
魯爾鋼琴節導演弗朗茨·歐尼蘇格同樣同情齊默爾曼,“對任何一個敏感的音樂家來說,未經允許攝像都是一種干擾。那些付了錢進音樂廳的觀眾,有權享受一場不受干擾的音樂會。”雖然魯爾鋼琴節很早便對拍照、攝像、錄音提出禁止,但偷拍偷錄在世界各地都屢見不鮮,“齊默爾曼之事將公眾注意力導向一個日益嚴重的問題,音樂會片段在網上可視且免費,其實是盜竊行為。”
1200個手機袋號召文明觀演
齊默爾曼的偷拍遭遇,在歐美引發了廣泛的報道與熱議。他當然并不是第一個因偷拍倍感困擾的音樂家。2013年4月,被中國粉絲親稱為“一美”的英國演員詹姆斯·麥卡沃伊,在倫敦出演《麥克白》時亦中斷表演要求觀眾停止拍攝,等一切攝錄停止后才繼續表演。
“罷演”的事例在中國內地也時有發生。2006年,德國小提琴家安妮-索菲·穆特首度來滬演出,下半場某曲演奏到一半,穆特突然停下。她怒指觀眾席6排中間的一位年輕男觀眾,請他離場。原來,這位觀眾拍照雖關了閃光燈,但紅色對焦燈仍打亂了穆特的演出節奏,使她無法集中注意力。
音樂會現場遭偷拍或偷錄,由來已久。因此而來的“靴腿”一詞,亦形象道破了其中的不合法性(“靴腿”源于美國實行禁酒令的年代,本意為“賣私酒”)。1960年代,美國搖滾樂興起培育了規模龐大的粉絲群體。因搖滾樂隊每次現場演出都有即興和發揮的成分,粉絲因此產生了私錄現場“暗度陳倉”的情況。自1969年有人將鮑勃·迪倫的一次現場錄制成唱片于紐約格林威治村銷售,靴腿黨便迅速壯大,并形成一個隱蔽的交流圈。
靴腿黨盜錄的現場記錄了樂手在臺上的精彩一瞬,也了卻了粉絲不能到場的遺憾,但這些盜錄制品的銷售傾翻了音樂人的利益,也因此引起相關權益組織的抗議。美國很早便立法禁止販賣盜錄的音像制品,靴腿活動漸轉向歐亞國家。隨著各國對盜錄制售行為的打擊,靴腿黨退守網絡。
1990年代,各大BBS論壇成了樂衷收集演出現場版本的發燒友聚集交流與交易的空間。而發展到人手一部智能手機的現代,私錄音樂會現場,更不是幾句文明觀演口號便能禁止的事。
對古典音樂來說,雖然很多經典作品已過了五十年的著作權保護期,但這些作品一旦經由樂團在舞臺上演繹,便產生了“表演版權”。表演版權同時歸屬于表演團體、指揮家、獨奏家及主辦方,需多方許可才能授權。表演者也有權禁止他人未經授權使用其音像表演的權利延及國際互聯網。
如何踐行對齊默爾曼的承諾,如何防止這位音樂家因有可能的攝錄“甩手走人”?自與齊默爾曼簽約,上交音樂廳一直頗為苦惱。借演出機會,上交音樂廳也借微信平臺發出文明觀演號召,以“音樂會上最任性的小動作”為議題進行公眾投票。結果顯示,“長時間輕聲交談”以532票高居榜首。第2至第5位依次為:攜帶塑料袋等易發出異響的包袋(520票);中途離場或遲到進場發出較大聲響(435票);用電子設備拍照錄音錄像、玩刷屏(373票);吃東西或喝水(315票);樂章間鼓掌(287票)。
12月27日齊默爾曼音樂會當天,上交音樂廳將以漫畫形式“曝光”這些任性小動作,并定制1200余個手機袋,引導觀眾寄存手機。
上交音樂廳因此定制了1200余個手機袋,希望觀眾存手機。
“怪癖”多多的鋼琴家
繞了半天,我們再轉回齊默爾曼這個人。
金發,濃胡,俊眼,現年57歲的齊默爾曼被公認為當代最偉大鋼琴家之一。1975年,19歲的齊默爾曼在
肖邦國際鋼琴比賽上獲首獎。此后,他闊步走向世界舞臺,包攬了《留聲機》唱片大獎等一系列古典權威獎項。
和那些向來溫良謙恭的音樂家相比,齊默爾曼幾乎可以算“怪癖”多多的一個。比如,他不喜歡提前公布自己的演出計劃;在同一個城市演出,齊默爾曼會盡量避免相同曲目,因而每巡演至一處,他總會在曲目上給當地觀眾驚喜。
身背小提琴或大提琴游走世界,對音樂家來說輕而易舉也不失浪漫,鋼琴卻意味著“吃力不討好”。有趣的是,自1989年開始,齊默爾曼始終堅持攜帶自己的斯坦威三角鋼琴世界巡演。年幼時,齊默爾曼曾在鋼琴維修店打工賺零花錢。鋼琴對他來說便不只是表演器具,他知道鋼琴會出什么問題,亦不懼于修理。對這架隨身鋼琴,齊默爾曼曾從發聲、音色、顏色等各方面做出改進,他甚至會根據每首擅演的保留曲目做單獨調整,還設計了一套鋼琴運輸路線,且不允許其他技師動它分毫。
意外也不是沒有。據說齊默爾曼1980年代與維也納愛樂灌錄勃拉姆斯《第一鋼琴協奏曲》時, 因運輸鋼琴的貨車在意大利至維也納的途中發生車禍,他不得不使用其他鋼琴,鋼琴聲不甚理想,錄音也因此留憾。
齊默爾曼說,他一直在尋找一種恰如其分的聲音,如果這首曲子邪惡,他便想要邪惡之聲,而不單單是動聽。他見過不少極漂亮的鋼琴,但當他試著做出一些改變,它卻依舊只是漂亮動聽而已,“我痛恨,這些鋼琴并不能讓我隨心所欲。”齊默爾曼認為自己的鋼琴有著難以置信的靈活性,音樂會上甚至可以跟他一起做夢,“每當我有什么想法,我不用廢話或費神怎么做,它便能直接讀懂我的靈魂。”
和其他鋼琴家在音樂會前反復練曲不同的是,齊默爾曼習慣用“不練習”保持對曲目的新鮮感,以期真正打動觀眾。他會看一些片段,會在鋼琴上專研技能,但有時要到音樂廳才會首次完整彈奏此曲。“這樣做挺危險,我不向其他人推薦。一旦開始練習,我便似殺了它。”齊默爾曼比喻說,這就像愛的告白,“當你晚上打算向某人表明愛意,你并不會花一下午在鏡前反復看 我愛你 幾個字的唇形蠕動。所以我不需要在家勤練,在音樂廳傾瀉而出對它們的愛意,這就夠了。”
德國音樂會偷拍事件之前,齊默爾曼最廣為人知的事件,是在一場音樂會上當眾宣布退出美國舞臺。
2009年4月,齊默爾曼在洛杉磯迪斯尼音樂廳舉辦獨奏音樂會。在彈奏希曼諾夫斯基《波蘭民歌主題變奏曲》前,他先是靜坐片刻,然后站起來向觀眾發表了一個簡短演說。齊默爾曼說自己無法容忍一個用軍事力量稱霸全球的國家,因此這將是他在美國的最后一場演出:“把你們的手從我的祖國挪開!”
觀眾席出現躁動,有人發出噓聲,大喊“閉嘴,快彈你的琴”,還有三四十人憤然退場,但更多人在下面大聲叫好。有人甚至猜測,齊默爾曼此舉恐涉一些私人原因。2001年美國“9·11事件”后不久,齊默爾曼的斯坦威鋼琴曾被紐約海關扣押在肯尼迪國際機場,因為他們覺得鋼琴的膠水味聞起來很可疑,海關官員將這臺鋼琴損毀得七零八落。因為這事,齊默爾曼還上了不少報紙的頭條。
如果仔細觀察,你會發現發表政治言論似已成為齊默爾曼音樂會的一部分。2003年美軍打響伊拉克戰爭,不管到哪開音樂會,齊默爾曼都喜歡談論這場戰爭。有一次在東京,他甚至用日語發表了一通對地緣政治學的看法。因而,奧巴馬2009年決定延續小布什在波蘭建立導彈防御系統的政策時,齊默爾徹底怒了。
音樂會上半場演奏巴赫和
貝多芬時,齊默爾曼并沒什么太大動作。下半場,他臨時更改曲目,將勃拉姆斯之作換成波蘭作曲家格拉齊納·巴切維茨的一首鋼琴奏鳴曲。最后彈至希曼諾夫斯基《波蘭民間主題變奏曲》時,齊默爾曼以近乎瘋狂的力度和速度一氣呵成,以安靜卻滿溢憤怒的方式,轟動全場。現場觀眾最終的反應,無論歡呼還是憤而退場,都證明齊默爾曼觸動了觀眾神經,也打破了那道將觀眾與古典音樂隔離的“無形之墻”。
也有人問他這種抗議是否為表達立場的最佳辦法,他說,如果自己對某個國家的政治領導人不認同,又不表明政治立場,他將無法公平真誠地面對該國觀眾彈琴。齊默爾曼倒也沒天真到以為自己的言論能左右美國在東歐的政策,但他堅信,他的音樂只能與那些知道“他從哪來”的觀眾對話。
在某些人看來,生性熱烈的齊默爾曼有著共產主義國家式的“正義感”?!堵迳即墪r報》評論家馬克·斯維德當時則評論說,“這可能有些笨拙。齊默爾曼的聲音安靜,但憤怒。”